俄國名著《戰爭與和平》今年初有三個新的英文譯本問世（或說兩個半，其中一版為重譯），評者說哪一個版本最好、或仍是原來的版本最通行，諸種意見並陳，實踐了民主精神；但凡出版發行者多半會進一步同意，只要有爭議或討論，都能促進閱讀率。
我正在讀兩版《包法利夫人》，一是遠景出版，鍾斯譯，一是京華出版的簡體字版，范文正譯。我原以為，這兩冊是文譯或簡縮意譯的典型，待讀畢全譯本去比對後者簡譯本，才嚇一大跳，後者並非精譯，而是粗糙的改寫！
隨手舉例：主角愛瑪出嫁後，鼓動丈夫包法利搬離鄉居，去到離城市較近的鎮上，這是她第四次在一個陌生的地方過夜，鍾斯如此忠實翻譯：「她不相信在不同的地方，事物會老是一種樣子，活過的一部分若是壞，餘下不曾消耗的當然是要好多了。」──「餘下不曾消耗」一頭霧水的讀者如我，反覆猜測什麼是福樓拜「當然要好多了」的原意。
范文正的譯本看似直白得多：「她希望，在換了一個新的環境之後，以往種種的不快都會烟消雲散，等待她的，將是一個陽光明媚的明天。」──這樣的文字內容是打哪兒來的？它更像早年譯界並不少見的「改寫」，拿著名作既有的譯本，自編自改。改寫成俗套文字是最恐怖的罪，若福樓拜地下有知，可能懊惱當初何必字斟句酌，將《包》1800頁初稿，吹毛求疵刪成500頁？
數十年前提供中小學生閱讀的文學名著、全套經典，都屬此類改寫，拿著名作的情節，寫出可能與文學無太太關聯的故事...樂觀思考，只能慰以目標讀者還不到欣賞文學的年歲，或說，那些罐頭文句所以存在，其實是另一種時代氣氛，與獨裁意圖同聲同氣。
鍾斯譯的另一本法文名作《紅字》，也有多個譯本：
鍾文：「她的獄門打開了，她走進太陽光裏來了；那太陽光原是普照一切的，但對於她那有病的不健全的心，好像它除了要照亮她胸口上的那個猩紅字母之外再沒有其他目的。」
我手邊但未麗的譯本，顯然沒有那麼壞：「牢門打開了，她邁步走進陽光。對於她這顆危弱病態的心來說，普照眾生的陽光，似乎只是為了暴露她胸前的紅字，才顯得如此明亮。」
但細查一下，從小婦人到少年維特的煩惱，從包法利夫人到金銀鳥，英法德文的龐然巨著，譯者都能在同一年每個月譯出（大步出版），不知屬何方神聖？
譯界早年良窳差大，花十年功細磨出經典巨著，反受挑戰有著名二例：一是楊絳七０年代譯出西班牙語版《堂吉訶德》，語文優美通暢，註解精詳，是最通行的版本，18年後，董燕生的新版全譯本，指出楊絳的諸多誤譯。
另有九０年代蕭乾、金隄二位同時譯出喬伊斯艱澀的《尤利西斯》，為誰譯得好，誰譯在前，掀過譯評論戰。光是讀這類「重點譯書」的比較文章，多如牛毛，拼圖起來，就宛如一部情節曲折的小說。
不多年前幼獅文藝策畫「文學翻譯」專題，邀請余光中和台大名譽教授齊邦媛對談，二位大家就「信達雅」及信達雅之外，全方位涉論。
力求精準翻譯，華文書界有王道還等人設立的「翻譯工作坊」http://sts.nthu.edu.tw/transws/index.php，提出譯評、吐嘈壞譯文、肯定好翻譯，對提升翻譯品質，不無監督責成之功。
同樣處理文字，翻譯這一行，卻非作者可堪比擬。單單母語極佳，就如僅外語造詣高深，仍難在兩種語碼間出入自如。
寫《走過婚姻》的施寄青，二十年前離婚初期，曾翻譯鬻文為生，採用意譯多於逐字翻譯的譯法，譯作有《紫色姊妹花》等，讀來順暢，但文筆不可細究原著。
作家張讓譯過加拿大知名作家Alice Munro的短篇小說集《感情遊戲》，成績不俗，但不如她自己的創作斐然，主要不在最常見的西式句型難以消弭，還有成型作家得壓低自己風格，去完成另位創作者的特殊文氣。
擔任譯者是否誠懇，字裡行間也能吐露。不久前有位發生抄襲風波的作家，當紅時期自己請命翻譯《心靈雞湯》、《小王子》（自英文版轉譯），出版社是否敢邀請翻譯其他作品？只能問處理譯稿的編輯。
為翻譯而衣帶漸寬終不悔，胡因夢可稱明顯一例。胡在華文世界，屬引介「新時代」思潮先驅，她譯介超心理學《榮寵與勇氣》時，形成精神壓力的一根根稻草，最後轉交另位譯者協助完成。胡因夢復元後，校訂最後譯稿。在她住處，看到桌上攤著校稿，紅筆處處，不見輕鬆。
不同於翻譯和編校，譯者和作家之間，另有一種共生關係。國際知名作家不乏固定譯者，例如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罕帕慕克，近期作品固定由Maureen Freely從土耳其原文翻成英文，作為通往世界其他語本的轉樞。*
村上春樹諸多作品，20年來向由賴明珠中譯，近期簡體中文《挪威的森林》林少華譯得實在流暢（除三五處譯成土話不敢苟同），然若讀慣了賴的彆扭日式語句，認為留些東洋餘韻更正宗「村上」的讀者，恐怕不少。
哈金曾經形容，使用兩種語言創作無異自殺，對那些曾經寫作的譯者，轉而從事翻譯，把自己隱藏在書後、是不是有如服刑，在那一本書中終身監禁？
見過最荒唐的翻譯事例，是孟祥森譯完世界名著《湖濱散記》Walden(遠景版)後，列下五條譯後感，一面罵之前最通行的譯本譯者差勁，一面理直氣壯借用那位「不負責任」譯者現成的蟲魚鳥獸譯名。
更令人瞠目結舌的是，五項「譯者註言」中的兩大項，譯者在教訓作者梭羅Thoreau舞文弄墨：「此書某些雕琢的句子，往往令人為之氣結」；「作者們，請你們不要自我陶醉的玩弄句子，沒有幾個人會欣賞的」。其後雖也申謝「梭羅確實是有『生活智慧』的人」，但譯者自己也玩弄書寫指桑罵槐「否則，免不了讓人以為你們在『寫作的智慧』上缺一竅兩竅的」。
譯者如此狂妄，是因為翻譯境界高超嗎？兩年後，輔大教授孔繁雲的譯本推出(志文版)，孔繁雲的信達雅，相對梭羅提倡的質樸內涵，有點文縐縐地雅過了頭，但拿一句梭羅的智慧，看看兩個版本的基本功－－孟譯：「我希望世界上能有多少不同的人就有多少」，孔繁雲譯「我願見世界上儘可能有形形色色五花八門的人出現」，相對於孟版的西式句法，至少孔版講的是道地的中文語法。
這一特殊案例，令人費解的部分，不在譯者的井蛙之識，也非孟東籬（孟寫作筆名）的性格直言，或把珍寶當垃圾的個人意見，而是出版社發行人將譯者短路的言詞，大大印在前頁，這種縱容，在台灣出版事業力圖走上正軌的年代、在好譯者不如今日普遍的時期，可能的遺害是，誤導大眾眼界，被譯者大頭病誤導，不辨上士下肆。
嫌外文作品「玩弄文句」？孟版湖濱散記譯後至今四分之一世紀，中外出版資訊流通，版圖擴增，大量積累佳作、創作與與翻譯迅猛發展流通，幸賴譯者「說萬國的語言」，為萬國的子民傳達筆下有神。Harry!
*《紅》中文譯得流暢已極，六百頁只看到一處前後不一，一處角色誤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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